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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学科发展前沿报告
一、历史沿革与学科发展及前沿概述

 

数量经济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创立的一门以其方法特征命名的经济学科,以1979年数量经济学正式命名为标志,这之前是数量经济学的孕育、形成期,这之后是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期。

1.数量经济学的孕育与形成。

根据现有文献,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孕育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后期,它的起步明显受到当时苏联经济学思潮的影响。

1957年,前苏联涅姆钦诺夫院士访问中国,并到经济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涅姆钦诺夫院士是前苏联50年代大力倡导“经济数学方法”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到访无疑对我国重视和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1958年,有关方面召开了一次自然科学和经济科学的联席会议,讨论了在经济工作中应用数学的问题。1959年初,孙冶方和刘国光访问苏联,把经济学中应用数学列为访问的三大问题之一。回国后,孙冶方积极倡导在我国开展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在他的努力下,1960年在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平衡研究室成立了由三人组成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小组,并派其中一位到苏联进修。同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运筹学研究室也成立了经济组。

60年代初至改革开放,其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曾一度陷于停顿,但也仍做了一些工作。如,经济研究所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小组成立后,重点对投入产出表的研究与编制进行了研究。1974-1976年,在国家计委计算中心的主持和组织下,作为自然科学的课题,编制了全国1973年61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由于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与应用是直接以成果的形式从国外引入的,所以,在当时的实际工作中,人们更侧重这一方法本身,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技术予以对待,在各种回忆文章中,对这一方法产生的背景和目的谈得也不多。而弄清这一点,对我们认识数量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既它的研究对象是很有帮助的。因此,有必要较详细地追溯一下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在前苏联产生的背景和它当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前苏联是一个思想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思想受到严格控制,在具体问题上,凡是有文字可考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都采取了一种近乎教条的态度。在这种环境下,要想发展出新的经济理论,哪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另一方面,苏联在经济建设中又遇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涉及过的问题。其中首推经济效果问题。最早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投资效果问题。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又与计划价格的确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进而又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在这每个方面,无不涉及经济效果问题。而经济效果从概念到具体测算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关系,离不开数学方法的运用。

正因为如此,在涅姆钦诺夫院士所著的《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这部反映了经济数学方法这门学科在苏联初创时期概况的代表作中,作者一开始就完整地引用了苏共22大制定的新党纲中的这样一段话:“在计划工作和经济领导的一切环节中,应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最合理和最有效地利用物力、人力和财力、天然财富方面,集中在杜绝浪费和损失方面。为了社会的利益,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这就是经济建设确定不移的规律”。

关于学科性质,作者谈论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量学和数理经济学划清界限,而对学科本身的理论建设特别是学科研究对象问题则没有涉及。在当时苏联意识形态氛围下,这是可以理解的。

1979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这一学术禁区在中国被突破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使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新时期。 1979年3月,在著名学者于光远的倡议下,在一次会议上,组织有关人员专门讨论了在经济研究和经济管理中应用数学方法与计算机的问题。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经济数学方法”不宜作为一门学科或一个学派的名称,经过讨论,确定了数量经济学这一名称。

这标志着我国数量经济学的正式形成,从此,数量经济学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中央和一些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不少大学陆续开设了这方面的专业和课程,并有全国性的数量经济学会。

2.数量经济学的发展。

显然,数量经济学这一名称突出的是它的方法特征,而不是它的研究对象。但由于问题与解决问题手段固有的一致性,数量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领域。从数量经济学主要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和主要刊物发表的学术成果看,它们与其他经济研究机构和刊物存在着明显分工。尽管近年来随着数量经济学的普及,在其他经济学刊物上数量经济学的文章日渐增多,但从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和刊物的自身情况看,它们仍然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领域和发展轨迹。这正是我们从理论高度把握这门学科性质的客观基础。

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可以从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两个方面来考察。通过以下考察,我们希望能揭示数量经济学研究与其他经济学科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不仅表现在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上,而且表现在研究领域和研究目的上。

(1)应用研究。从数量上看,应用研究成果明显多于基础研究成果,表现出数量经济学有很强的实用性。从研究领域看,数量经济学的应用研究涉及了企业、地区、国民经济各层次的发展问题,其研究目的在于促进企业、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与发展成为我国面对的两大问题;相应地,经济学研究也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尽管改革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但它的直接目的则是变革原有的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所以关于改革的经济研究涉及的是对原有经济体制弊病的分析和新体制的设计与论证。其中,核心问题是所有制及其表现形式问题。用我国习惯的语言,这里研究的主要是生产关系问题。数量经济学研究偶尔也涉及到改革问题,但更多地是研究与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既与生产力有关的问题。即使在为数不多的有关改革的研究中,目的也是为了评价某一改革方案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它的经济效果,如对各种价格改革方案的评价。应该说,在这方面数量经济研究是大有作为的,而目前做的还很不够。

目前,数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研究成果最多和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运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所做的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究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并得到了中央决策部门的支持。

数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经济增长研究。从目前的成果看,这一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作出预测并协助国家和地方制订发展规划;一是对所取得的经济增长进行评价,分析经济增长中各个要素的贡献,特别是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近年来,运用CGE(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政策模拟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对关税调整和加入WTO对国民经济及各部门的影响、利弊得失所作的分析。

最早引入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地应用于解决各种企业、地区和国民经济问题,目前它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一项经常性工作,定期编制国家和省市一级的投入产出表。

数量经济学科建设还对“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这一国家重点课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模型方法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的支持。

上述研究均有一个共同目的,既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促进经济发展。

(2)基础研究。这里的基础研究主要指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成果看,数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涉及的主要领域有,生产函数研究,消费函数研究,一般均衡理论研究,增长理论研究(包括技术进步测算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比起应用研究的活跃程度与成果数量,目前数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这同样是本学科特点在当前的一个表现。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数量经济学自产生那天起就面临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要划清与西方经济学的界限,另一方面又要摆正它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关系。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至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缺少一个纯粹经济学部分,而这恰恰是数量经济学所需要的理论基础。经过1996—2001年我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扶持,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正确地提出问题,意味着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这是人们熟知的一句话。它道出了问题本身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小到一个研究课题,大到一门学科,都只有正确地提出问题,才能指望得到正确的答案。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对已有理论概念的正确理解取决于对问题的重新界定。所以马克思说,回答往往只是对问题的批判。由此可见,对问题本身的研究具有怎样的重要性。而对一门学科来说,所谓研究对象就是它面对的问题。它不仅规定了一门学科的方向,而且规定了一门学科的理论的适用范围,既理论在何种意义上具有真理性。正是因为如此,正确界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论从一般科学方法论上,还是从一门学科的健康发展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学科对象的问题,不是本学科所研究的具体问题的简单罗列,而是要说明本学科研究的问题的总体特征,因此,它具有明显的一般性特点,需要对本学科研究的具体问题作出抽象。所以,准确地规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在一门学科有了相当程度发展以后,这在科学发展史、特别是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由于研究对象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几乎是在数量经济学这门学科正式建立的同时,数量经济学界就对它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讨论中,当时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被称为“计量论”。这种观点不同意使用数量经济学这一名称,主张采用经济计量学或计量经济学这一名称,其研究对象是对经济事物的数量关系进行计量。它的主要理由是,质与量的研究不可分割,既然没有相对应的“性质经济学”就不应该有一个“数量经济学”。

第二种观点被称为“学派论”或“无对象论”。这种观点认为,数量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数理学派,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按照这种观点,凡是应用高等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研究经济数量关系的学科,都属于数量经济学的范围。

第三种观点被称为“学科论”或“经济数量关系论”。这种观点认为,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数量关系及其变化规律。这种观点认为,数量经济学的特征就是用经济数学模型来研究各式各样的经济数量关系。

经过最初的讨论,由于难以达成,问题被搁置起来,但并未得到解决。“无对象论”事实上正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数量经济学研究对象。他们认为,“数量经济学同其他经济学科研究数量关系的区别如同数学与其他科学研究数量关系的区别一样”(张屹山:数量经济学的特定内涵与学科定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年第11期)。

由于这一问题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我们结合数量经济学发展的实际和整个经济学发展的脉络,以求解决学科定位这一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

通过对经济学史的研究,我们认为可以把已有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类可以叫作政治经济学问题;一类可以叫作纯粹经济学问题。

政治经济学问题又可以叫作分配问题。最早作出这一概括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李嘉图。他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初版序言中说对此做了陈述。后来,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的含义和结构作出了更为深刻完整的概括,并将其称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一种关系,由生产资料的分配关系和与此相应的产品分配关系构成,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利益关系。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按照这样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包括政治经济学,但不限于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说过,他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方式是一个比生产关系更复杂的概念,可以把它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马克思是在更高层次上把握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把政治经济学问题说明得更深刻、更完整。由于生产关系就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内容,而任何经济制度,在马克思看来,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因此,从方法论上,只能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而不能采取纯逻辑的方法,更不用说纯数学的方法了。对于社会结构,不论是政治结构,还是经济社会结构,人们要掌握的都是其具体的形态、功能和它们的相互关系。这往往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组织和规则。显然,在这种研究中,需要用一系列具有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概念构成的概念体系来再现人们对社会的认识。相反,如果在这里抽象掉了各个概念的特殊性,而将其一般化为同质的量,这无异于抹杀人们的认识。当然,在生产关系表现为物质利益关系的层次,由于物质利益的特有性质,可以也需要研究其中的数量关系。
纯粹经济学问题则不同,在这里,经济一词是作为形容词来使用的,即经济不经济,问题本身的核心就是数量差异,关心的就是所得和所费的数量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

如果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分配(包括生产资料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如何决定了社会各成员的物质利益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那么,纯粹经济学则是从人的物质利益形成这一角度,研究人与物的关系。如果沿用马克思关于商品二重性的观点,则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学中,所研究的商品是作为价值物来看待的,价值是一个体现生产关系的范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这种物背后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纯粹经济学中,所研究的商品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看待的,使用价值所体现的正是一种人与物的关系。同样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是物的效用使物成为了使用价值。而物的效用并不等同于物,效用是人与物的一种关系。 从这种角度看,效用具有质和量两种规定性,效用的质的规定说的是由物的物理、化学等性质决定的物在人的生活中的用途,效用的量的规定性说的则是随着物的数量变化物在其特定用途中发挥作用的程度。

物质利益本来就是人在实现自身有目的的活动(实践)中人与物的一种关系,它要说明的不过是物作为一种能使有目的的活动(实践)得以实现的条件对目的的实现程度发挥着怎样的影响。在这里,物表现为所费,目的的实现程度表现为所得。在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实践)中,人对其目的的实现程度当然是关心的,这是由目的性本身决定的。由此,当着目的的实现程度要取决于一定的物质条件时,人对构成这种物质条件的物也就不能不予以同样的关心。之所以物成为对目的实现的一种限制因素,又是源于这些物在数量上的有限性。有限性这一特点,使得人们不得不从量上对它们予以关注。这种有限物的消耗就被人称为所费,不论这种物是自然物,还是劳动产物,并且,从这个意义上,劳动本身也被包括在内,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本身也是一种自然力。相应地,目的的实现程度就被称为了所得。 由此,在所得与所费之间形成了一种对应(函数)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在物质运动中是非常普遍的,以至于可以抽象掉它们的具体内容,通过一种纯形式化的方式给予表达,这种纯形式化的表达方式就是数学。数理经济学的产生就是和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转换紧密相联的。

经济学说史上的新古典学派或“边际革命”,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新定义自身的研究对象。尽管由于知识社会学等原因,他们不适当地把自身的研究领域扩大到了古典范围,但应该说,他们对基本研究对象所发生的转换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正是这种自我意识,使他们不仅要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对象、内容和方法进行变革,而且要求在科学术语上进行同样的变革,以经济学(economics)这一名称代替传统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纯粹经济学就是新古典大师瓦尔拉的用语。纯粹经济学一语,在瓦尔拉那里是与应用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相对而言的。应用经济学是如何组织生产的理论,社会经济学则是“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科学”。通过这样重新定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瓦尔拉不仅把政治经济学转变为了纯粹经济学,而且力图把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研究对象排除在外。这样,所谓纯粹一词,除了指纯理论以外,还包含的一层意思就是不包括社会关系因素或制度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和我们这里所说的纯粹经济学的涵义是一样的。
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斯也曾把经济学的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制度的,一类是研究资源配置的。与我们这里的划分有相似之处。

如果用我们习惯的语言,也可以说纯粹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经济效果问题,所谓纯粹经济学问题也就是经济效果问题。因为所谓经济效果同样指的是所得和所费的关系。纯粹经济学正是通过对所得和所费关系的研究,得出了对纯粹经济学问题的规律性认识,既所谓的最大化原理。运用这一原理,特别是当把它作为了人在消费、生产、交换等经济活动中支配人自身活动的一个基本规律后,新古典经济学可以解释众多的经济现象,从而为它的发展、壮大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们在以上回顾数量经济学发展历程是曾看到,中国的数量经济学脱胎于经济数学方法研究。而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在前苏联又是出于研究经济效果问题的需要。经济数学方法的应用与经济效果问题或纯粹经济学问题可以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在我国,这种联系有人早就看到了。这就是创建数量经济学科的首倡者、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

或许同样是受苏联学术界的影响,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也出现了关于经济效果的讨论,对后来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于光远的几篇文章,特别是他那篇当时未公开发表的《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经济效果问题》著名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不仅对经济效果的概念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特别使人注意的是作者立论的角度。
首先,在经济效果概念中,作者一开始就是从使用价值入手的,并且强调了使用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作者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经济效果的文章中,作者就明确提出,“为了尽量充分满足社会的需要,不仅要生产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而且要尽可能依照社会需要,按比例地生产各种使用价值”。按马克思的说法“物的效用,使它成为一个使用价值”。熟悉的人都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效用一词,向来被忌讳。作者对此当然也是了解的,但他仍然委婉而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一开始就讨论使用价值。但是他并没有展开对使用价值的研究。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马克思这样做是完全对的。研究资本主义规律完全没有必要细致地去研究使用价值,只要明白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担负者这一点大体上就够了。可是在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经济效果时,细致地研究使用价值,特别是使用价值量的概念就十分必要了。尤其是不完全相同的产品的使用价值量的大小如何比较的问题,如果不把使用价值的概念说清楚就不好比较。因为在这里我们不能用产品的数量来表示使用价值量,一定要对使用价值量进行分析”。

其次,作者认识到并反复强调过,“经济效果是具有数量的概念”,“经济效果本身就要有量的规定性”。以后,随着作者对经济效果问题重要性认识的加深,作者提出了建立“经济效果学”的设想。作者提出,“在经济效果学中,不仅经济效果本身是一个量的概念,而且从这点出发,以这为基础,在经济效果学中有一整套具有量的规定性的概念,使得整个经济效果学是一门完整的定量的经济科学”。

马克思曾引过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真正理解着的的思维往往是一样的”。关于经济效果问题的思考必然导致纯粹经济学或数量经济学。“经济不经济”的问题或经济效果问题,其答案实质上是由数量决定的,问题本身也表现为一定的数量关系。

数量经济学原本是以其方法特征命名的学科,但由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内在的一致性或所研究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工具的内在一致性,正如我们以上简要回顾过的,不论是从其产生还是从其发展来看,它面对的问题都是与纯粹经济学问题或经济效果问题相关的。可以说,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纯粹经济学问题或经济效果问题。这样说,不仅附和数量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实际,也是和至今为止的经济学逻辑体系相一致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数量经济学会成为一种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效形式。因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就是一新古典学派为核心的经济学,而新古典学派的核心又是纯粹经济学,这也正是其最具合理性的成份。

随着纯粹经济学的出现,由于它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不同,经济科学被分割成了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纯粹经济学的壮大,由于它不具备包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能力,在主流经济学研究领域甚至出现了纯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一统经济学天下的局面。在术语上,原本用来表示纯粹经济学含义的经济学(economics)一词似乎也成了经济科学(science of economy)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人的经济活动是同时受两种经济规律的。一方面,作为消费、生产、交换等物质活动中的利益主体,既在经济活动的人与物的关系上,受到纯粹经济学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人的经济活动又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因此在经济活动的人与人的关系上,又受到分配规律的制约。二者虽然在一定结合点上有联系,但所分析的是两种不同的规律。目前,它们虽然都被叫做经济规律,但含义是不同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数量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同的。

数量经济学从其创立的那天起,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并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不反对、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社会关系的研究,而且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作为重要指导思想,并在研究实践中自觉地寻找二者的结合点。对于数量经济学来说,它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从生产力角度揭示出经济活动中支配人与物的规律性关系,从而为对生产关系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长期以来所缺乏的。

数量经济学的这种发展逻辑,既是它的发展难点,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一方面,由于它与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以纯粹经济学问题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与西方经济学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就给划清二者的界限带来很大困难,不仅使得它在教条主义式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下很能得到发展,而且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往往会由于划不清二者的界限迷失方向。但另一方面,这也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由于它与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以纯粹经济学问题为研究对象,就使它成为了借鉴、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有效形式,可以在吸收而不是排斥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为建立统一的、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对数量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位意义也正在这里,数量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一种合理形式。

其次,这样来进行数量经济学研究,也有助于克服以新古典为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的严重偏见。新古典经济学从对纯粹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中得出了一系列规律性的认识,这些规律可以解释众多的经济现象,从而不断丰富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对这些规律的误用。突出表现就是,企图用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劳动价值论,用边际生产力的分配理论代替剩余价值理论,进而不仅企图用新古典经济理论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而且要用新古典经济理论取代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这就使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全处于了两个互相冲突的理论体系之中。

而我们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在吸收新古典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建立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统一的经济学体系。

我们认为,上述对数量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也符合20多年来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事实表明,数量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化问题,而且这一研究本身就有着确定的经济内容;数量经济学也不仅仅只研究经济数学方法(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恰恰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数学家特别是应用数学家),同时更多地研究是经济问题本身。

二、2002-2003对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

1.经济增长率和资产收益率变动对储蓄率有何影响的问题是两个重大的宏观经济学问题。贺菊煌(《个人生命分为三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建立了一个个人生命分为三时期的世代交叠模型。该模型是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与人口模型、索洛增长模型的有机结合,并且纳入了社会养老保险、收入预期、非预料死亡和遗产继承等内容。运用该模型就上述两个问题得到了如下结论:在对未来收入采取简单的趋势预期下,经济增长率变动对储蓄率基本上没有影响;资产收益率变动对储蓄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在对未来收入采取简单的水平预期下,经济增长率变动对储蓄率有较大的正影响;资产收益率变动对储蓄率基本上没有影响。

2.未来20年是我国人口结构快速老化的时期,弄清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重大问题。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用较复杂的模型来分析。贺菊煌(《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用一个带生命周期假说的经济动态模型分析了这一问题。该模型同样是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与人口模型、索洛增长模型的有机结合,并且纳入了寿命预期、收入预期、非预料死亡、遗产继承、社会养老保险等内容。模型的基本思想来源于戴蒙德的世代交叠模型。运用模型该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1)生育率表下降对人口和经济有如下影响:使劳动力增长率下降,进而使经济增长率下降。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从而使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相对减轻,进而使人均消费和人均消费增长率提高。使老年人比重提高,进而使工资税率提高,储蓄率降低。

(2)死亡率表下降对人口和经济有如下影响:使劳动力增长率提高,进而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使人口增长率提高,从而使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相对加重,进而使人均消费和人均消费增长率降低。使老年人比重提高,进而使工资税率提高。死亡率表下降对储蓄率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死亡率表下降导致预期寿命延长、退休时间对工作时间之比提高,使得在职者为保障退休后生活需要更多地储蓄;另一方面,死亡率表下降导致老年人比重提高,使具有正储蓄的在职人口相对减少,从而使社会储蓄率降低。这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大小不同: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前者的正作用超过后者的负作用。所以,死亡率表下降对储蓄率正反两方面影响的综合结果是使储蓄率上升。

(3)如果生育率表下降与死亡率表下降导致同等程度的老年人比重上升,那么,生育率表下降导致的工资税率提高的程度,将低于死亡率表下降导致的工资税率提高的程度。原因在于: 生育率表下降情景下的工资增长率高于死亡率表下降情景下的工资增长率;退休金是根据过去的工资水平确定的,为支付退休金而征的工资税是同现在的工资水平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增长率越高,工资税率就越低。

(4) 非稳态人口初值对人口和经济的动态有长期影响;其影响的程度取决于非稳态人口初值对稳态人口初值的偏离程度。我国1990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与1990年的生育率表和死亡率表所对应的稳态人口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使得在生育率表和死亡率表保持1990年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和经济变量的动态表现出大幅度的变动;需要经过大约60年的时间,人口和经济变量的动态才比较稳定。

3.分配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我国又是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赵京兴(《配弟—瓦尔拉问题及其新古典解答——兼及利益均衡原理及其应用》)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说明了分配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地位。通过考察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分配原理所蕴涵的假设前提,界定了该理论的适用范围,说明了在技术进步不平衡条件下,利益均衡原理作为支配分配规律的作用,并结合我国二元经济的实际说明了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及解决的途径。

4.伴随我国199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改革,金融结构与货币传导机制已成为实际工作部门和经济研究部门共同关心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前沿性课题。樊明太(《金融结构与货币传导机制》)从经济理论层面出发,以宏观经济研究为背景,在一个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理解金融结构与货币传导机制的关系。与两资产、三资产模型相比,通过引入新的资产类型和对住户、企业等经济主体的资产组合优化行为分析,拓展了资产组合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作为数理模型为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金融结构问题提供了分析思路。应用经济计量学新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分别估计了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的不同效应以及银行信贷两种渠道的相对重要性,并据此说明了其政策含义。

三、成绩、地位与作用

20多年来,数量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政府与企业决策的科学化和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与本土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确立了数量经济学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数量经济学包融了目前西方经济学中的数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投入产出经济学等一系列系统使用数学方法的经济学科,是我国经济学研究与国外经济学接轨最为密切的一门经济学科,自其产生起,数量经济研究就与国外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最优化、数量化、实用化是它的突出特征,数量经济学以最优化这一基本经济规律为出发点,研究这一规律的各种作用形式及其经济后果,正是这一研究对象决定了它的数量化和应用化的学科特征。数量经济学特别侧重于各种经济数量分析方法的研究和运用,如经济理论研究的数理方法及应用,应用经济研究的经济计量学方法及应用,从而为各种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目前,数量经济学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可计算的一般均衡分析、经济增长理论与技术进步测算、对策论与信息经济学等。数量经济学以其独特的学科优势赢得了我国经济学界和政府与企业决策部门的重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它的地位与作用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显现。

从总体上看,我院的数量经济学研究在国内尚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经济预测、CGE模型研究与应用、规制经济学、宏观经济研究的若干领域及数量经济学理论基础方面优势较为明显。类似于我们所从事的数量经济学理论基础这样的基础理论研究国内研究的不多。
但在一些新兴领域如搏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现代厂商理论等方面,由于研究力量的缺乏,已落后于一些名牌大学。

在上述我院保有优势的研究领域中,研究成果也有较高水平,如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研究及其在预测中的运用,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出版的《中国CGE模型与政策分析》填补了国内空白;规制与竞争中心在国内确实成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心;技术进步测算研究也推出了系列成果,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与国外同行的合作数量或许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研究成果所得到的认同。

四、进一步发展建设的设想

数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难以一蹴而就的。根据我们几年来的经验,要想形成完整、科学的数量经济学理论,需要一个一个专题地进行研究。在前一段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但对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尚缺乏深入研究。由于我们的研究力量有限,目前无法展开全面的系统研究。而只能视现有的人员,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特长,进行某些专题的研究。

如不引入新生力量,可能进行的专题有:生产理论研究,重点是界定传统生产理论的界限,澄清生产理论与分配理论的关系;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研究宏观经济与金融结构关系研究;人口变动与储蓄率关系研究。

五、学科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需要较高的综合素质,要求数学好、外语好,还要对经济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很容易获得出国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在国内也很容易找到报酬更高、待遇更好的工作。而我院在报酬与待遇两方面都不具优势。目前,许多人还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难以适应当前的形势。在计划经济环境下,社科院优势确实明显。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数量经济学研究人员流失现象非常突出。

由于数量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特点,在这些方面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外许多数理经济学家本身就是一流的数学家。目前我们的研究队伍距离这个要求还很远。即便如此,目前能够较好承担数量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人才也是一种稀缺资源,需要特别爱护。但长期以来对数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一直缺乏应有的资助,这几年虽有改进,但与应用研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仅我室近5年出国留学及调出人员就有4人。另一方面,人员老化现象也很严重,我室目前平均年龄高达51岁。因此目前急需补充人才,这是加强学科建设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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